傍晚时分，我刚吃过晚饭，一辆面包车突然停在家门口。车上下来一位妇女，问道：“请问这个村子的阿公厅怎么走？我们是来放电影的。”我给她指了方向，她道谢后，面包车便开走了。

阿公厅就在村后头。我打着手电筒，带着儿子抄近道——穿过几条田埂，绕过几户人家，便来到了村里的打谷场。路上碰到好几拨人，多是中老年人，还有骑自行车的小孩。如今国家政策好，振兴乡村的春风吹遍了每个村落。政府为村民铺好阿公厅前的打谷场。这块水泥地，如今既是村民办红白喜事的场地，也成了大家停车的好去处。

一张幕布、一台放映机、一辆面包车，再加上那对夫妻，就组成了这支“文化惠民，服务基层”移动放映队。银幕前，村民们有的端坐在红塑料凳上，有的直接坐在地上。放映的虽是枪战片，可没几个人真的在看电影：有些村民交头接耳，有些村民干脆走到场边抽旱烟，还有人低头看手机，偶尔才抬眼瞥下银幕。这光景，倒像是借着放电影的由头，大家聚在一块图个热闹，打发闲暇时光。

这场景像一把钥匙，突然打开了记忆的锁。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我们村很多家庭没有电视机，乡亲们最大的乐事就是看电影。在没有网络的年代，传递信息全靠口口相传，听说哪个村要放电影，知情者逢人便会传递这个消息。到了放映那天，父母早早就叫我们洗澡，晚饭也比平时吃得快。饭后，我们将小凳子擦洗干净，坐在村口等着天黑。

还未到放映场，路上的人越来越多，远远就听到电影里的对白了。我们不由得加快脚步，原以为来得够早，谁知道银幕前面的好位置早被附近的村民占了个精光。我们踩在小凳子上，视线还是被前面的大人挡住了。父亲干脆把我托上肩头，这下总算能看清银幕了。可那些走来走去的人影、忽高忽低的对白，到底演的是啥，我愣是看不明白。

其实有些人不是来看电影的，就是凑个热闹，他们三三两两坐在外围聊天，小贩们摊前的瓜子、糖果、酸梅果是抢手货。孩子们在打谷场跑来跑去，一会儿钻进人群中，一会儿又挤出来；一会儿爬上墙头，一会儿在地上打几个滚。大人们也由着我们闹腾，自顾自地看电影，他们时而沉思，时而皱眉，时而哄然大笑，看到反派使坏时，还会骂上几句。

电影终于散场了，人群如潮水般涌出路口。田野里，萤火虫一闪一闪的，像在引路；天上的星星眨呀眨的，与月光一起将清辉洒向大地。虫儿鸣唱，婴儿们在母亲的怀里睡着了。父亲背着弟弟，妈妈拉着我的手，姐姐在前面带路。一路上，大家有说有笑的，此起彼伏的声音打破了夜的寂静。月夜清凉如水，轻风扑面，混着田野的幽香，令人惬意无比。

如今，我们再也不用走村串户去看电影了——免费的电影已送到家门口。可人们的兴致却淡了，幕布前的欢腾，渐渐成了记忆里的片段。一切似乎都变了，又似乎什么都没变。儿时的笑声还在耳畔，父亲背上的温暖仍在心头，母亲还拉着我的小手，一家人静静地走在月光下的回家路上。